有意思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江湖是什么？有心事小编认为在古代的时候江湖就是绿林好汉，他们不会欺负百姓和穷人，然而辗转到现在，所谓的江湖已经从绿林好汉转变成了恶行累累的黑社会，他们欺软怕硬，专挑平民百姓下手。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一直秉承着遵纪守法的理念来做人，可偏偏有些人硬是要去挑战法律的底线。记得之前有心事小编发过一篇《中国十大悍匪排行榜和案件详细资料》的文章，仅他们的这些行为就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了。但事实上，还有更让人惶惶不安的，那就是黑社会团伙犯罪，他们以不正当、恶意手段自行犯罪、聚众犯罪，或者教诱他人犯罪等种种不法方式，而获取利益的一个结构体，这种组织团伙具有暴力性，犯罪性，团体性。而黑社会团伙中老大的角色很是关键，在局外人看来，他们是一个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下面有心事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建国以来中国涌现出的那些著名的黑社会老大和他们那让人震惊的犯罪事迹和背景。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1名：乔四
乔四，男（1948年6月21日-1991年6月9日），本名宋永佳，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80年代末哈尔滨乃至黑龙江势力最庞大的黑社会性质集团首领之一。1991年被处决。 宋永佳小时候因家住在一个叫“大桥”的地方，且家中排行第四而被通称为“大桥老四”，后简称“乔四”。
乔四的起家主要靠的是当时承包老城改造的拆迁工程，1986年5月，乔四因为承揽新发小区拆迁工程与另外两个拆迁队发生纠纷。他在工地大打出手，先伤一人，后又用啤酒瓶打昏另一人。他还气焰嚣张地宣称：“这儿的活不准你们干，都滚。”迫使另外两个拆迁队退出了这一拆迁工程。
乔四以8万元承包了道里菜市场的一部分拆迁工程，转手一倒卖，就赚了10万元。在北环路拆迁工程中，乔四获暴利63万元。几年过去，乔四就霸占了哈尔滨市大部分拆迁市场，拆迁一行几乎变成了“乔四天下”。乔四的起家主要靠的是当时承包老城改造的拆迁工程，他发现政府的动迁、规划、基建等部门在城建中十分头疼“钉子户”，乔四瞅准了这个行当，网罗几十个弟兄，专门“帮”政府拔“钉子户“。凭借耍手腕、行贿和施暴，没过多久，即成了哈尔滨市龙华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龙华一工区主任。
哈尔滨遍地是刺头，这拆迁的活虽然利润丰厚可决不是个好干的活。眼看工程要开工，乔四把住户招到一起，一菜刀把自己的小指给剁了下来。当众说：“谁要能照着做一遍，就可以不搬。”结果没人应声，拆迁任务很快圆满完成。因为事情干的干脆利索，乔四就此红了起来，结交了不少包括副市长在内的大员，从此有了可靠的政治保护伞。
当时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必须经他的手往出包，第一，他和黑龙江省高层关系很密切。第二，没有人敢和他抢生意。他还收取保护费，没有人敢不交。八十年代末哈尔滨的黑社会主要有2大1小3股势力，其中能和乔四相提并论的是开舞厅的郝瘸子，杨馒头。乔四和郝瘸子最后因生意问题翻了脸，郝瘸子被乔四手下的炮手用猎枪打断了双腿，落下残疾。从此乔四一人独大，称霸了整个哈尔滨市。在他们控制的地方，谁作对，不是死就是残废。
乔四在哈尔滨的坐驾是一辆黑色奔驰，车号是黑A88888，开始是一辆进口的苏联小轿车，后来被捕时是一辆美国进口的A88888别克车，他的车没有交警敢拦，所有哈尔滨的车见了都要让路，比警车开道还管用。只要他看上了大街上哪个女人，就如同香港电影黑社会一般，车停到你身边，然后窜出两个人给你架到车里，开起来就走，他强奸过后一般会给10000元，那时好象是80年代中期，10000不少啊。被他糟蹋的良家妇女可以说不计其数。加上妓女，交际花，所以他号称“夜夜做新郎”。
如果哪个有钱人想把仇家作了，只要找到乔四，给足够的钱（据说一条腿10万，一条命30万），保管哪个仇家死掉。乔四不仅和黑龙江省公安厅等狼狈为奸，而且是省长的座上客。当时乔四在哈尔滨可谓风光无限，连我们家乡那里（在哈尔滨东北380公里）只要谁说和乔四爷有关系，那马上成老大。可以说在黑龙江的范围内，没有人能够管得了乔四。
乔四那年和杨馒头争拆迁工程–当时政府的动迁、规划、基建等部门在城建中十分头疼“钉子户”，乔四瞅准了这个行当，网了几十个弟兄，专门“帮”政府拔“钉子户”。那时李正光还名不见经传，他被派去摆平此事。黑帮间这种争地盘、抢生意的事通常是以死伤多寡定胜负，结果李正光和几个弟兄安然回来了，拆迁工程也记在了乔四的名下。杨馒头还差人捎话来–这次出让，是看李正光的面子。
杨馒头绝非善类，是乔四一直要“灭”却又奈何不得的人物，他却将仅有一面之缘的李正光当作朋友。也是从那件事起，乔四开始注意李正光–这个说话不多、心思缜密的朝鲜族小伙子。后来，李正光很快成了乔四的左膀右臂。
官方的统计数据说，以乔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三年间作案130多起。乔四靠威胁恫吓“钉子户”起家到发迹也就是那三年时间，李正光功不可没。不管是黑吃黑、还是争霸逞强，没有李正光出头，精彩程度就要打折。一些知情人回忆说，每次恶斗都是李正光砍出第一刀，打出第一枪，冲在最前面。他是纯粹的职业杀手，动作麻利，弹无虚发，刀刀致命。他紧绷的嘴角，冷睃的目光很配他“第一杀手”的名号。
最让李正光大振声名的是李正光与小飞的那场恶斗。参与处理此案的宋平描述了打斗的前后经过：小飞原名叫陈建滨，是与杨馒头齐名的黑道人物，靠上百次的冲杀打斗在道上混出了名堂。有一年在哈尔滨松花江边的青年宫，李正光与小飞两伙人在此遭遇，因为买门票的小事结下宿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互相捉对方的人打，双方都有死有伤。最终的火并在李正光与小飞之间展开。枪、刀等等武器都派上了用场。在激战中，李正光用猎枪将小飞的右腿踝部击成粉碎性骨折，他又用刀片将小飞的左脚跟腱割断。小飞双脚被废掉，从此成了残废。小飞的弟兄张晓光发誓要为小飞报仇，但他知道自己不是李正光的对手，只得将怒火发在李正光的同伙袁新兰身上，袁被其开枪打死。
后来李正光被抓获，公安部门评价其犯罪特征时说，他们分工明确，交叉作案，干完立刻就撤，具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这些特征无疑都得自李正光的影响。李正光作案多起，杀伤力极高，而且每次打斗、射杀都是速战速决，对头也不禁感叹他的“活”漂亮。乔四缘何被查？最流行的版本是：一位高层领导到哈尔滨视察，前面有警车鸣着警笛开道，所有的车都避让。却见一辆奔驰车超了过去，领导不悦，但只是问了句：“谁的车？”随行人员答：“乔四爷的车”。领导人回去后，乔四随后被抓。后来，一位熟知内情的人称：“没影的事，乔四之所以被查，是因为公安局一位领导将社会治安情况上报给当时的市领导张德邻，张德邻将情况汇报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于是宋永佳、郝伟涛、王伟范等几个犯罪集团覆灭。”
1991年6月9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宋永佳（乔四）、郝伟涛（郝瘸子）、王伟范（小克）、陈建滨、杨德光五个流氓犯罪团伙的47名罪犯进行宣判，其中宋永佳、郝伟涛、王伟范、陈建滨、杨德光、马龙、生得全、赵凡木、马殿龙、刘国庆、王树怀、霍灿荣、于庆海、张晓波等14名罪犯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中国黑社会老大第2名：禹作敏
禹作敏，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他在93年公然武装抵抗解放军，后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99年10月去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
说起禹作敏，就不得不说一下1993年的大邱庄事件了：
1992年11月，大邱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为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又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这个过程中，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这里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女）等，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对田宜正的“审讯”。当61岁的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时，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给了田宜正一记重重的耳光。随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这还没完。“审讯”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审讯后又被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有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为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警棍击、皮鞭抽。
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在“审讯”侯洪滨时，看到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拿来5000元予以奖赏。
12月13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
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危福合死了，可这并非发生在大邱庄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他的女儿说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经欺侮过她。禹作相大为恼怒，在纠集一伙人把刘金会一顿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为他们“作主”——“教训教训”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起来便大动拳脚。刘玉田讲理不行，下跪求饶也不行，当场被活活打死。
案发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划，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凶手还是全部落入法网，都被判了刑。这一公正的判决，在禹作敏看来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为凶手的家属募捐，召开大会声讨已被打死的刘玉田，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停止刘家7人在大邱庄所属企业的工作，对刘家亲属的住宅进行监视，限制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许他们出村。在这种情况下，刘玉田的3个儿子先后被迫设法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庄的村民面前，禹作敏为所欲为。在外地来的参观者面前，禹作敏有时也同样显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领到大邱庄作社会调查。在大邱庄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学员们因询问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同态度恶劣的商店女经理发生争执。女经理叫来保安人员。不由分说，学员们全部被保安人员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学员张新泽和班主任程钢先后被带到了禹作敏的会议室。禹作敏一再强迫张新泽承认“骂街”没有得逞后，便威胁说：“你现在不说，我走了就不好办了。”说完就离开了会议室。禹作敏走后，打手们一拥而上，对张新泽进行残暴殴打，几个妇女也冲上去，揪张的耳朵，朝张的脸上吐唾沫。
程钢也数次遭到围攻毒打。禹作敏回到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捣乱来了！”在派人带程钢去看由周克文等人伪造的现场后，禹作敏对程钢说：“写个材料表示道歉，承认喝酒、侮辱妇女、打伤3名治保人员、砸坏一块玻璃。”程钢不写，又遭毒打。这天，27名教师、学员被非法拘禁达7个小时，21人遭殴打，5人因伤住院。人们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近几年来，一些与大邱庄打过交道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称大邱庄是一个封建“土围子”，称禹作敏是一个封建“庄主”，称他的次子禹绍政为“少庄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场残暴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和禹绍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来到禹作敏家中。在听了刘永华和禹绍政的汇报并和他们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电话，这样向静海县公安局报了案：“我们这里死了个人。他们在审查他的经济问题时，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们是不是来一下？”于是，一起残暴殴打长达7个多小时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轻描淡写地谎称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个人。
放下电话，禹作敏又说：“那么多人（指参与“审讯”殴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担起来。”他的话一出口，刘永华立即心领神会，返回万全公司进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经过以一个新的“版本”出笼了。于是，匆匆赶来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这样的报告：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 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把故事编得更为“圆满”，李振彪又匆忙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与刘云章、刘绍升一起来到医院按上危福合尸体的指纹。随后，刘云章指使人用吸尘器对现场进行清理；刘永华暗示其他的打人凶手不得承认犯罪事实。然而，妄图隐瞒犯罪的真相无疑等同于以纸包火。经过现场勘查和向有关人员调查，干警们发现，禹作敏的报案和刘永华、刘云章等人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正是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使这几个打人凶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使刘永华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车再一次前往大邱庄勘查。他们在静海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和大邱庄治保会的人带领下，来到了发案现场。消息汇报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为不满，当即下令：扣人！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干警。他们不顾干警们的解释，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住楼道口，断绝了干警与外界的联系。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带来两名带队的公安干警。他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什么？”“为什么没通过党委？”“不就是打死个人嘛！”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于11时许放人。这时，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达13个小时。
按理说，身为大邱庄党委书记，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禹作敏责无旁贷要予以支持。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时都声称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却在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河北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危福合的家属立下保证：“尸体运回枣强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
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后不几天，禹作敏以为没事，便吩咐让四人回大邱庄藏匿。刘永华依计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并为他们采购了各种生活用品。1993年春节，禹作敏决定让四人回家过年。从这时开始，案犯在大邱庄藏匿长达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并决定组织力量，前往大邱庄执行通缉搜捕任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县公安和检察机关及静海县的领导同志进村向禹作敏说明情况，禹作敏极为不满，声称公安机关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在会议室里，他跷着二郎腿，手中夹着烟对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随即，他以“暂时辞职”相要挟。当天下午，禹作敏又诬称“集结了1000多部队”，气势汹汹地质问：“他们是冲谁来的？”一时间大邱庄谣言四起。
事实上，执行搜捕的警力在离大邱庄约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终未到过大邱庄村边。可是，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处集结、警戒、巡逻，守住各个路口；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为防止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决定，留下30名干警待机执行任务，其余干警于当日返回。这一决定，当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庄党委成员。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却召开了全村大会，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他自己则“临时辞职”。大会之后，大邱庄局势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头，情绪激烈；一些人则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员会明确要求大邱庄党委，必须在19日18时之前保证执法人员进村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当日17时，才勉强同意20多名执法人员进村张贴通缉令和对通缉犯的住所进行搜查。与此同时，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碜、寒碜”执法人员。当天下午，当执法人员乘车进入大邱庄时，禹作敏开出十几部豪华轿车来到村头以示“欢迎”，并同时进行录像。因两边豪华轿车的“夹道欢迎”和数千名群众的“簇拥”，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动再次受阻。而就在这几天里，有两名通缉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动群众妨害执行公务，却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不少单位和社会上散发的材料——《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出笼了。这份材料歪曲事实，不但谎称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众围殴致死”， 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据目击者说有1700多人），一些群众看到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和长短武器。”
这份材料还把依法搜捕通缉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的，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的”，因而要“向全国人民讨一个公道”。面对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屡屡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处工作进展不大，以禹作敏为首的大邱庄党委对执法机关的工作横加阻拦的情况，中共天津市委决定，从3月10日起，向大邱庄派驻市委工作组，以帮助大邱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协助执法机关查处案件。
对于工作组的进村，禹作敏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在口口声声一定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同时，又指使刘永华让匿藏村中一座龙门吊车驾驶室里的通缉犯外逃。早在2月20日，刘永华就派车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转移到了包头。到了3月14日，刘永华又指使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后又转移到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匿藏。在这四名通缉犯几次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们提供外逃资金，共计16万元。
从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绍政还先后四次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在与执法机关的对抗中，禹作敏下的赌注不可谓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自以为这些犯罪事实被掩盖得天衣无缝，更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的决心和能力。为了彻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8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侦破又有了重大进展。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来。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预审中，禹作敏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到7月上旬，殴打、伤害危福合致死的刘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据说当这位曾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瘦削老人，于当年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之际。尽管天和医院周围的马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但孤寂清冷的氛围依旧令人感慨万千。家道中败的禹氏家族对于再度来袭的痛楚，显然已缺乏理性承纳的坚强神经，他们提出，要“接书记回家”。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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